Infra大咖齐聚一堂，一场关于大模型基建的百家争鸣| GAIR 2023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型态可被概括为转型法治，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中逐步实现法治。
参见(德)费迪南德·滕尼斯：《新时代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为此，政党需要依程序向立法机关提出立法建议，由立法机关决定是否采纳。
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需要修改法律的可以先修改法律，先立后破，有序进行。(三)政治代表III：从阶级革命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代表 现代以来，主要有两种革命类型，一是自由独立的革命，二是社会革命。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22-711页。然而，施米特关心的却不在此，他在乎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和革命息息相关的政治实践能否和宪法兼容，以及立宪之后，法律秩序如何因应共产主义进一步革命的要求，是否还有主权专政的容身之处。另一方面，这种法治转型是一种未完成时态，既定的法治框架往往会在一定方向和范围内被突破或改变，我们党则是这一过程的领导者和推动者。
需要修改行政法规规章的有45件左右。在改革状态下，一方面是去除革命状态下的不稳定因素，实现在常态政治中的经济、社会建设，另一方面在常态中寻求改善和进步，对现存制度进行改变。但从名称即可看出，文件内容必然涉及三地人大常委会立法协同工作中的相互关系， 三地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工作机构或者其他组织不可避免地要介入其他行政区域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活动。
这些区域有的是党中央文件确立的，有的是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确立的， 有的则是以其他形式确立的。实践中，从京津冀到长三角的省一级人大常委会的法制工作机构以及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已经举行了不少联席会议，对立法的具体工作开展协调沟通，并取得了一些立法成果。其他如处罚、强制之类的立法大概也有这个问题。如果以1982年宪法制定时的历史背景为参照，现在我们所强调的区域协调发展，从当时的理解和认识上看，主要内容就是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分步骤解决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政策可以制定得细一些，发现问题也可以灵活修改。这次修改在序言中加了一句：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9.可否充分倚重政策，尽量避免和减少协同立法 强调依法治国，也不能忽视政策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次修改将邓小平理论明确写进了序言，但由于邓小平理论的内容也极为丰富，所以，如果不加以明确解释，也很难推导出地区协调发展的理念。宪法总纲第30条对特别行政区之外的普通行政区划做了明确规定。但是，目前类似区域协同立法的称谓很不相同，例如，区域协同立法地方立法协调 地方立法协作区域地方立法协调区域地方立法合作地区立法协调，等等。
序言发生重大变化的是2018年宪法修改。但是，中央权威是在处理与地方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并且有可能呈现出彼此消长的特点。在行政区划稳定、社会关系比较清晰稳定的背景下，可以充分运用法律规范进行社会治理。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不少改革事项，由于超越了宪法确立的行政区划模块，用跨区域的立法来解决可能会引发难以预料的复杂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由跨区划的共同上一级党政机关用政策来指导， 可能是更适宜的办法。
由于改革与立法存在天然的矛盾冲突，对于重大改革的事项，不宜不加分析地强调于法有据。宪法总纲和国家机构中关于行政区域的划分以及国家机构的有关规定，其立足点是有利于处理中央与地方、上级行政区域与下级行政区域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考虑横向的行政区域之间的关系。
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突破行政区划界限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而在这方面，实践又走在了前面。
在这个前提下，以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为原则，考虑人口、民族、历史、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设置不同的行政区域， 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在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同级政府之下，还有人大常委会的内部组织以及政府的组成部门和内设机构能否横向协同立法的问题。但问题是，宪法总纲中规定了行政区划，国家机构一章中又规定了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国家机关体系，而平行的行政区划及其国家机关体系本身并不包含横向合作的元素，序言有关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容与行政区划的规定，显然是相冲突的。历史的经验教训也表明，在与地方的博弈中，中央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具有绝对权威，并能够使这种权威保持不变的， 中央的权威总是因时因势因人而异。因为区域协同立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区域调协发展的措施之一。二是以类似授权立法的方式，专门作出一个关于区域协同立法的决定。
6.对区域协同立法根据行政区划的级别予以区别对待 现行的地方行政区划可以分为省一级行政区域和省级以下行政区域两类， 相应地， 具有立法权的行政区域也可以分为省一级行政区域和设区的市一级行政区域，另外包括经济特区的立法权。但实践中，一个事项如果超越了本行政区域， 与其他行政区域发生牵连，可能就不能一概地视为地方性事务，或者即使属于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事项， 但地方也不能立法了。
所以，邓小平在半个月后的11月9日会见意大利客人时，才自信地说：我们党已经决定国家和先进地区共同帮助落后地区。比如，针对京津冀、长三角、粵港澳大湾区这些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协调发展， 遇到具体问题，不仅党中央、国务院可以制定政策，出台较细化的措施（实际上，政策的制定权不仅限于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也 可以出台具有政策特点和法律效力的相关决 议，让这些协调发展的区域以多种方式贯彻实施。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所以，宪法序言增加的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明显地包含区域协调发展这一要素。
这样的立法权是否属于两省一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即使江苏省在条例中规定省政府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跨省行使职权，但是，这个国家有关规定，是谁的有关规定，谁又有权做这样的规定呢？在宪法和 地方组织法等法律相关规定没有修改的情况 下，上述问题值得研究。本地区工作中具有在更大范围推广价值的经验做法和意见建议。出台重大举措，特别是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且无明文规定，需要先行先试，或者创新举措可能与现行规定相冲突， 需经授权才能实施的情况。在私下达成有关协作意向后，由各行政区域的立法主体及其内部组织在立法中做出协调一致的规定或者分别出台相关文件。
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区域协同立法的 基础理论缺乏研究 为适应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委到人大常委会和政府以至社会力量，都在提出政策意见，采取具体措施办法，全方位地推进这一具有强烈时代特点的重大战略部署。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发展理念，这个理念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协调是其中的重要一条。8.对区域协同立法以及包括区域协调发展的整体性部署可能产生的一系列影响和结果，做深入研究和评估 我们是单一制的国家，需要维护中央的权威。
所以，区域协同立法在精神宗旨方面符合宪法序言， 但在具体措施办法上又与宪法总纲和国家机构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冲突。在省一级的行政区域，凡涉及跨区域的立法事项，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性质的规范，或者由国务院在职权范围内制定行政法规。
这次修改在宪法序言中增加了三个重要内容：一是科学发展观。所以，如果区域协同立法确属区域协调发展之必需，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有针对性地以立法的方式来解决，这样既可以解决前述宪法层面存在的冲突，也可以使区域协同立法有法律依据，真正做到依法立法。但是，不同行政区域的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法制工作机构、人大的专门委员会，以及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门（以前的法制办事机构）能否互相协同立法？ 此外，与区域协同立法主体相关的还有以下一些问题有待思考： (1)在开展立法合作时，每个行政区域的身份性质是什么？它们能否类似独立的法人或者自然人一样，与其他行政区域签订协议并进行立法合作？ (2) 在不同的行政区域之间进行协同立法时， 谁代表一个行政区域与其他行政区域的对应主体沟通协商， 并签订合作协议？ 一个行政区域的政府首长可否代表该行政区域与其他行政区域的政府首长协同立法并签订协议？ (3)—个行政区域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甚至它的主任会议和法制工作机构， 能否代表本行政区域，与其他行政区域对应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或者它的主任会议和法制工作机构以举行联席会议等方式协同立法并签订协议，如果能够这样做，那么，如何启动这个程序？ (4)如果两个行政区域之间可以签订立法合作协议，包括其他合作协议，那么，这个协议与普通的行政协议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以上这些都是涉及国家体制的十分重大的问题，但在理论实践中并没有引起重视和讨论。这里，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在地区之间先富带动后富， 然后达到共同富裕的理念。
区域协调发展内涵丰富，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其目标、任务和措施会有很大的不同，但从根本上看， 它要解决的是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而这首先是宪法问题。有些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是必要的，但有些重大改革在立法方面会面临复杂的问题，由政策来调整更好一些。
为什么会出现意思大体相同，称谓却五花八门呢？主要的原因还是对区域协同立法的确定含义特别是相关理论，缺乏深入的研究，没有达成基础性的共识。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部署为例，在没有确定三地协同发展之前，一个事项在原行政区域内属于单独的地方性事务，或者属于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事项，该行政区域可以立法予以规范。
1.序言和总纲以及国家机构有关规定上的冲突 这个问题本文在第一部分已经提出了。所以，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是否适宜通过这样的文件，也是可以讨论的。